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至少具备以下两个含义，一是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思想体系”，统治阶级通过“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使之发挥着奠定统治合法性的功能；二是革命阶级致力于取得的“思想领导权”，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观念基础。正因为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捕捉、回答和解决时代课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自我发展，促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焕发掌握群众的强大思想力量。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为推动革命进程提供舆论先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是这一时代的主题。此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舆论先导和道义基础。

为达到这一目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设立宣传机构和出版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读物，如著名的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都在这一时期成立。由于深刻认识到出版工作导向的重要性，党还明确规定了“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3]。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根据具体国情对“思想掌握群众”之“群众”予以科学研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群众占据着极大比重，特别是农民群体，他们占据中国人口的70%以上，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4]。准确把握住这一现状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吸纳先进知识分子向党靠拢，发挥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积极践行“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5] 这一理念，组织党员和号召党外进步青年“到乡间去”，到农村和农民中去，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思想工作。

在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探索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这既反映了我们党不断克服错误思想倾向的历程，也为有效解决中国革命现实难题提供了思想理论前提。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得全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团结，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深厚的观念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为构建国家制度确立理论依据  

1949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面临着政治上各种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的打压、国民经济的艰难恢复和发展、旧式经济基础占据主导地位、各种旧社会思想文化的遗留和沉渣泛起等阻碍性因素。毛泽东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6] 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里，伴随整个社会转型，中国在国家根本制度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一手抓正面宣传教育，致力于“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促进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坚固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而深入人心；一手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予以坚决肃清[7]，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的思想障碍初步得以扫除。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对旧文教事业进行改革、坚持以理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为导向，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双用”）的方法，在改造人们思想认识的同时，也彰显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促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对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主要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的方式。这一时期，在全党全社会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都在意识形态领域起到了正本清源、整合思想的作用；同时，大规模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尽管主要涉及经济、政治领域，但也深刻触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人们的思想转变和觉悟提高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由于党对社会矛盾的研判失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左”的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入了一段艰难探索的时期，但总的来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得到巩固。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为促进改革发展奠定观念前提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一方面，破除“文革”造成的思想僵化，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而追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思想领域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走出“文革”泥潭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以及中国的实践发展，都把市场化改革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这一过程中，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相应的新的思想观念，以及在逐步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思想文化的涌入，使当代中国既要肃清“文革”遗留的错误思想，又要有坚守地变革传统意识形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而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实际变革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根据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迫切的要求。为此，我们党经过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改革和拨乱反正，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使实践的权威地位得以重新树立。此后，我们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密切结合国内外大势持续推动意识形态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尤其是进行以新型爱国主义[8] 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的调整，对外适应了争取和平交往局面的需要，对内顺应了塑造安定团结局面的需求，表明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意识形态建设方法日臻科学。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题是服务改革发展的大局。这一时期，党一手抓反“左”、一手抓防右，在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主要反对思想僵化的错误倾向，积极主动地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改革和调整，不仅在回应时代课题中保持自身的生机勃勃，也与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

（四）新时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建设：为助力民族复兴凝聚价值共识  

经过长期努力，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也在特征、内涵等方面经过量的充分积累，发生了质的变化。

围绕具有崭新内涵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将意识形态作为关系旗帜、道路和制度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定位，明确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9]，并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0]，作为了党在新时代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为此，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意识形态建设落实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伟大”的实践中，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和重要元素的前提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变革和发展，使之成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思想体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总之，伴随新时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时代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这一过程体现为以“强基固本”为目的、以“两个巩固”为导向，致力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价值共识。

总结和提炼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特征，不仅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每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由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社会存在的变更，社会意识形态会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遵循。离开社会存在谈意识形态建设，只能是观念的自我封闭或自我僵化，成为离开了现实历史的、没有任何价值的意识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在他们看来，“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这就是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的幻想。[2] 之所以强调这个观点，是意在表明不能孤立地、抽象地看待意识形态现象，而是要从其背后的特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出发，从生产关系的历史形态出发，才是考察意识形态问题应有的立足点。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不同时期都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驱动力。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变迁不断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存在变迁与意识形态变革的良好互动演进格局。

（二）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牵引力  

从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看，是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思想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纯粹被动式反映，相反，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当意识形态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时，就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这就需要不同国家及政党根据社会历史发展与时代任务转变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充分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效能，以达到有效掌控话语权的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树就对社会存在起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需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变革，才能屹立于历史的洪流中。

就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而言，至少体现出了引领功能和辩护功能。就引领功能而言，在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观念基础，它作为革命阶级借以动员群众、实现使命的思想武器，是革命成功的必要前提。（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从辩护功能来看，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不仅是现存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且它与权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本身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系统，起着生产、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思想的作用，为统治阶级奠定合法性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为新中国的制度架构提供思想基础，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适应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从而为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诸多新现象提供理论阐释，意识形态革新为改革发展消除了思想观念领域的桎梏和障碍，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三）民众认同：意识形态建设的合法性基础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大众的认同，如果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脱离了民众认同，成为特殊阶级利益的遮蔽和辩护手段，就会丧失广泛的社会基础，沦为虚假的意识、空洞的说教。因此，意识形态建设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必须坚持人民性，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创造者的观点，把坚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政治方向和基本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来看，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治力量，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彻底的革命性、高度的组织性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属性的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区别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这是党的理论体系、价值系统和政策主张能够获得民众广泛认同的缘由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以及由此奠定的坚实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的复杂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且多元的变化，原有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适应形势发展，紧密围绕民众需求从高扬社会理想到追求个人价值、从重精神信仰到追求物质利益的变化，促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调整在发展中回应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关切、思想困惑和现实诉求，增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向心力，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人心和整合社会思想功能。

（四）“破”中求“立”：意识形态建设的贯穿性主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始终是坚持“破”中求“立”，这条主线贯穿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所谓“破”中求“立”，指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竞争或斗争中确立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尽管如此，推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革命胜利的正确思想路线却是在实践中不断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就是在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注重扫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障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予以大力肃清，使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坚固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而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多元价值、多种主义的竞争一直伴随我国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从改革之初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到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盛行，再到“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角逐和斗争中壮大发展，可以说，没有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而意识形态斗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观念之争，其实质是旗帜之争、道路之争和制度之争，因此，对意识形态这块阵地，不能任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滋生蔓延，“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1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其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但困难并没有成为思想退却的“绊脚石”，反而成为思想进步的“助推器”，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历程已经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既要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规律，又要根据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确立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聚焦时代：根据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推进意识形态的“守正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示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历史方位不同，时代主题就会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任务的相应变化。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始终紧密围绕时代主题，落实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识形态，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持续实现意识形态的伟大变革，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可以说，对时代主题的关切和对时代任务的把握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生命力的缘由所在，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的基本依据。

当前，我们正处于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期，迫切需要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积极适应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方位，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根据国内外大势变化，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把意识形态工作落实于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大局，在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元素和基本原则的一致性、延续性的前提下，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在意识形态具体内容、话语方式和实践方略等方面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守正创新”，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保持“一以贯之”（守正）又“开拓创新”（创新）的基本脉象。

（二）制度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始终的活的灵魂，是确保中国发展方向不变、道路不偏的根本思想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决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2] 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从历史视野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通过制定有关的决定、决议、工作机制和相应的制度，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落到实处，以武装全党和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尽管如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思想舆论环境日益复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杂音噪音增多，迫切需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牢牢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为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促进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根本制度，是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需要，也是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前，如何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发挥这一根本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就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人民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价值取向和凸显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性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就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看，其作为我国“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归根结底是从人民中来的。（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凸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这要求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人民精神生活的发展需要，不仅把解决人民的精神困惑、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作为工作着力点，而且以树立人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导向，努力绘就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精神图谱。当然，追求美好生活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也是建立在一个个现实的个人生活状态改善的基础之上。因此，还应该注重把解决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结合起来，在努力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既着眼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共同需求，也注重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为目标导向，为意识形态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惟其如此，才能在发展中回应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关切、思想困惑和现实诉求，更好实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真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四）统筹大局：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统筹性  

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考验。这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工作方针，在党的领导下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统筹性。

从世情来看，伴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对华实施的强势意识形态围堵与遏制有增无减；从国情来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便是斗争形势复杂而激烈；从党情来看，过去一段时期，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四个意识”不强，理想信念丧失，一些单位、部门做不到“两个维护”，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在此背景下，需要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统筹性，一方面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研判，坚守意识形态斗争原则底线，尤其面对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特别是媒介融合进入智能化时代的现实状况，要深入剖析并着力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智慧”对当今世界性时代性课题的解释力、回应力，提升“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水平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贡献度，立足对外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例如，聚焦新冠肺炎抗疫斗争中体现出的“人民生命安全至上”的价值准则、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性和严密组织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把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好，把中国积极为世界做贡献的风貌展示好，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提升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选稿：曹兰  责任编辑：罗聿）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2][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152、172、179-180页.

[3]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5]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8]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型爱国主义不是超党派、超阶级和超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自发的民粹主义,而是坚持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性话语和人类性话语有机结合的爱国主义.

[9]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11][14]《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页.

[12][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6页.